对于调研报告，我们务必要依据上级的命令，制定出可以执行的调研计划，一篇好的调研报告不是凭着经验就写出来的，是需要在大量而深入的调研过程中产生的，360好工作网小编今天就为您带来了法律调研报告5篇，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法律调研报告篇1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的职能作用，根据厅党组的安排，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孔德勤、副巡视员田萍与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一行4人，先后深入到商洛、铜川、汉中、西安4个市、8个县(区)的12个法律援助中心，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3个村法律援助联络点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深入地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省共有法律援助机构118个。省司法厅法律援助机构1个，市法律援助中心10个，县(区)法律援助中心107个，占应设机构的100%。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设立工作站2118个，在村组、社区确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全省118家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12家是经过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余6家是司法行政机关内部挂牌。在112家机构中，有行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两种性质，占行政编的地市有1家、县(区)有36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省级机构1家、地市机构9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8家)、县(区)机构有65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25家)。
我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编制467人，实有510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134人，在法律援助机构注册律师73人，管理人员376人，占73.3%。在510人中，法律专业学历的325人，占64.7%。
20xx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258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272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6831件、行律援助案件155件;受援人员10598人次，受理法律援助咨询105922人次，开展各种法律宣传和服务活动60余次，接受宣传的群众约20万人次。
二、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做法及效果
(一)积极争取领导重视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司法行政的重要位置上，主动向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汇报，积极争取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省政府办公厅于20xx年批转了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20xx年5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推动了法律援助的发展。20xx年，在各方的努力下，省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新条例凸显了政府法律援助责任，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提出了经费保障等具体要求，为加快法律援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商洛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法律援助工作，20xx年在市政府召开的有常务县(区)长参加的全市司法行政会议上，签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责任书。市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具体项目中，并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西安市人大、政协分别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市政府关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政府会议专题研究下发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建立起由主管副市长担任总召集人的“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二)建立健全各级服务网络，完善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制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在省、市、县(区)均设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社团组织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部(站、点)，以及在乡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达2118个，在村民小组、社区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或信息员，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形成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法律服务队伍为主体、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服务和工作机制，使法律援助真正延伸到基层。商洛市组织了487人参加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弥补了专职队伍的不足;在全市163个乡镇、办事处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颁发证书，聘请了163名工作人员;在1670个村级调委会中，全部确立了联络员或信息员，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铜川市依托相关部门分别成立了“青少年”、“困难职工”、“妇女”、“残疾人”等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形成了社会有关部门广泛参与的联动机制。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一是主动向党委、政府主管领导宣传法律援助工作;二是在“五五”普法和“法律六进”活动中大力宣传法律援助;三是通过抓骨干队伍的培训进行宣传;四是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专题节目等开展宣传。这些做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普遍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真心欢迎，提高了法律援助的知晓度和覆盖面，也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20xx年9至12月，省司法厅组织全省开展了“法律援助三秦行”活动，今年元月，省司法厅印制了有特色的法律援助宣传年画，开展了向革命老区群众赠送法律援助宣传年画的活动;3月中旬，配合中央电视台采访了澄城县、蒲城县两起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法律援助在行动”栏目中播报。各市利用节假日、法制宣传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四)大力推行便民举措，彰显了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
近几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以改善民生、直接服务困难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行了一系列的便民服务措施，加大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农民工、下岗职工、城市低保户等社会特殊群体的维权工作力度，对困难群众发放“特困户法律援助爱心卡”，对部分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实行“预约服务”和“上门服务”，对农民工开辟了维权服务的“农民工绿色通道”和“农民工接待岗”等，坚持“优先受理、及时指派、保证质量”的原则，全力以赴办好案件，有力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商州区北宽坪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克服人员和经费困难，去年一年就办理了10多起农民工工资拖欠以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此外，全省法律援助工作在接待与处理涉法信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省法律援助中心自今年7月以来，在省政府信访接待室挂牌安排专人接待来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咨询，得到了信访部门的充分肯定;西安市法援中心今年上半年，与市信访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办理了多起有社会影响的信访案件，如西安科大化工厂50多名职工因改制遗留问题上访案、刑满释放人员梁根红人身损害赔偿案等，充分发挥了法律援助的优势和作用。法律援助参与涉法信访工作，有效化解了矛盾，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五)加强规范化管理与制度建设，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服务质量
省法律援助中心在借鉴外省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于20xx年下发了《省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基本标准》，在全省推行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近几年，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广泛开展，办案数量以20%的比例不断增加，加强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内容。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先后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内部管理制度以及案件的审查、指派、办理、跟踪与回访等工作制度。如西安市在“四心”待人、“三个一”做事的基础上，创新实施了“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挂牌上岗制”等工作措施，还设立了“群众意见箱”和“监督投诉电话”，建立了受援群众意见征询和重大案件全程跟踪制度，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评估体系。市在全省实现了“四个率先”：一是率先成立了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规格与建制;二是率先落实了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专项编制;三是率先实现了两级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专项账户，并逐年增加;四是率先实现了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全覆盖。
三、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机构不统一：各市、县机构设置的规格和建制不统一，有行政机构，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和非参照事业单位，还有司法行政内部自己挂牌的机构。二是人员短缺：全省各法律援助机构都存在人员不足、特别是专业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县(区)人员偏少，难以满足工作要求。如商洛市总人口240多万，贫困和下岗失业人员约占30%，而市、县8个法律援助机构只有18人，有些县只有2名律师，要达到“应援尽援”的要求困难很大;法律援助机构具有律师资格和律师执业证的人员比例过低，有些还达不到三分之一，有近一半人没有法律专业学历。三是条件较差：法律援助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普遍较差，有少数法律援助机构到目前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有的办公室不在临街位置或一层，没有配齐电脑和专用电话，大多数机构没有交通工具。四是经费困难：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办案经费困难的实际情况，相当一部分贫困县(区)主要依靠国家和省法律援助办案专项补助开展工作，相应的配套资金不到位，有些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有些没有建立法援资金的独立账户，有些案件的补助过低挫伤了办案律师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五是协作不力：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责任，需要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但是，中央九部委的联合文件在一些地方还落实不到位，法律援助案件与司法救助及档案查询等衔接不到位，应予减免的费用也未完全减免。六是宣传不够：对法律援助的宣传重视不够，缺乏宣传经费投入，领导和群众知晓程度不高，贫困地区仍有死角。七是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也存在问题：尽管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应援尽援”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案件的质量也有待于提高。
四、对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一)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法律援助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党和国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新形势下，全省各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部署上来，统一到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要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司法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抓住机遇，加大力度，推动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着力提高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水平
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树立全局意识，围绕中心开展工作，采取得力措施，千方百计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的实惠，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一是在提高困难群众知晓率上下功夫，要运用各种形式各种手段开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认真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新修订的《省法律援助条例》，使困难群众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增强依法维权意识。二是要降低法律援助门槛，认真落实新增加的法律援助事项，适应新形势下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三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完善便民措施，使困难群众就近、及时申请法律援助，得到便捷周到的援助服务。四是要降低群众维权成本，建立完善法律援助案件异地协作机制，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农民工以及残疾人、未成年人和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坚持以人为本，选择有利于受援人的服务方式，鼓励调解、减轻诉累，对特殊案件采取特事特办。五是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规范化水平。六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公示制度、质量跟踪检查制度、投诉处理制度，提高办案质量。七是及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推行限时办结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八是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利用，建立司法行zd律援助工作平台，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的职能作用，全面服务困难群众。
(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行风建设，培养和打造一支过硬的法律援助工作队伍
法律援助机构要认真抓好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加强职业道德的建设。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坚定政治信念，端正执业理念、规范执业行为，始终做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有计划、有力度、有效果地逐级开展教育培训工作，把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及时更新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式，努力提高执业能力和执业水平。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强化责任意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办好每一个案件，处理好每一件事情。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坚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坚决防止和杜绝违反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培养和打造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硬队伍。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要认真贯彻《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夯实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责任。
1、领导保障：要切实把法律援助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要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法律援助工作，建议省委常委会与省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一次我省法律援助工作;争取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争取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建议以省政府名义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2、机构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近几年以20%比例逐年增加，量大面广，现有机构和人员已不能满足工作的需求，需加强机构增加编制、人员，建议在经济发展较快和人口较多的市司法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处，和法律援助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兼有管理和办理案件两项职责;在经济发展较慢和人口较少的市和县(区)可以只设立法律援助中心一块牌子，审查和办理案件，县(区)重点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县(区)法律援助中心要指导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咨询，做好群众法律援助案件的初步审查与简单民事案件的办理。
3、加强县(区)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配备：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的配备应该与工作任务相适应，县(市、区)不少于3-5人，工作人员应该具有法律大专以上学历，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应该不少于二分之一。
4、基础设施建设：各市、县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办公场所应该是交通便利、标志明显、具备方便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方便群众来访;最好是临街房，省、市法律援助机构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县(市、区)不少于60平方米，应该设有专门的接待室。要抓住中央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的有利时机，将法律援助业务用房、办案设施纳入投资建设规划。
5、设备保障：积极争取省财政设专项资金解决法律援助办案设备。在省财政尚未设立专项资金前，建议我厅拿出一部分经费，为县级法律援助中心配置必要的宣传器材、办案设备等。
6、经费保障：争取省财政每年保证500万元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希望省财政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各市、县要将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要推动贫困县(区)建立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加大对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经费保障能力。建议设立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建立社会化资金筹措机制，增强资金保障能力。
7、管理保障：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和经费使用管理，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办案补助经费及时发放和资金使用安全。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的奖励机制，充分调动积极性。八是衔接保障：内部保障是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等与法律援助建立服务衔接，对法律援助受援人减免服务收费，努力满足困难群众的需求。外部保障是加强与编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以及公检法的衔接与协作，使各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各负其责、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新发展，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陕西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法律调研报告篇2
调查时间：2013年6月。
调查地点：农村、乡镇、就业办事处等地方。
调查方式：采用收集材料、电话、网聊、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目的：了解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深入剖析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前言：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法律素质普遍较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问题，我在2013年春节期间，对大通县的农民工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
通过调查大通县外出的农民工在外主要涉及建筑业、餐饮服务、批发零售、车辆修理、轻工业等行业。
一、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
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4.64%;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25.24%;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6%。
在农民工认为在哪里咨询法律问题比较可靠这一问题上，有48%的人选择了政府相关部门，44%的人选择了法律服务所，33%的人选择了律师事务所，还有13.5%的人选择了熟人介绍。
在有效解决法律问题途径这一项目上，有66.51%的人选择了依法解决，另外还有9.57%的人选择了上访，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已有了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而少部分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符合当前社会的实际。
在农民工是否了解法律援助具体条件的问题上，有84.07%的人选择了了解一些。有85.6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他们需要法律帮助时很方便或比较方便。此外还有89.84%的农民工认为他们能够或有时能在社区获得法律帮助。
二、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分布较广、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集中，这些特性给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比较薄弱，存在不少盲点。
2、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处在初始和尝试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
3、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加之其他主客观因素，造成宣传形式单一，特别是对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4、个别单位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没有将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也没有将其列入年度普法计划，致使此项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大。
5、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教育对象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
6、虽然建立了目标责任，但各部门的工作力度不尽相同，因此，在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加强各部门密切配合、总结推广经验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7、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用工单位对在农民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足，热情不高，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规模较大的工厂等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分散在个体商业、服务业、私营企业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比较薄弱。
三、当前亟需法律帮助的农民工群体及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
调查中，62.44%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最需要接受法律帮助，在外经商人员占23.08%，这说明建筑工地农民工人员较集中，有些共性问题，最需要得到法律帮助。
在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上，有43.72%的人认为是拖欠工资问题，另有24.02%及21.26%的人认为是劳动时间过长和用工单位待遇过低。
四、相应的解决措施
1、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推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机制,实现对辖区内农民工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形成政府指导、法制宣传教育部门协调、各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各企业保证落实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格局。建议建立各职能部门组成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例会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定期交流研讨，把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探求开展工作的新机制、新途径。协调解决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出现的问题，注重开展对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以引导农民工的法制教育工作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普法主管部门负责领导机构的日常工作，对每一时期的具体工作制定方案，协调、督促和检查。要加强对本辖内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协调、督促和检查，共同推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逐步形成和完善层级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网络。
2、将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活动相结合，积极营造氛围，发挥媒体作用。一是普法部门要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乡村”等活动，适时组织普法讲师团巡回进行法制演讲;二是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法律专业人士、法律志愿者的作用，鼓励法律职业工作者在承接农民工法律服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倡导律师事务所自主为农民工举办各种类型的法制讲座;三是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及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相结合，及时调处农民工因工伤、劳资、人身伤害等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组织农民工，积极参与法律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法制文艺汇演、学法考试等活动;五是及时总结推广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带动后进，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农民工之中扎实、有成效地开展。
3、充分发挥企业的自身资源优势，营造学法用法氛围。企业自身要发挥内部党、团、工会组织的作用，加强企业内部普法的组织领导，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要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教育培训制度，制定企业普法五定、一考制度，即定目标、定人员、定形式、定内容、定时间，统一培训后进一步进行考试的制度。同时制定培训细则、学法制度、签到制度、作息制度等，保证企业法制教育培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要依靠和发挥企业自身的宣传资源，利用已有的墙报、专栏、展板、内部刊物、内部网络开展法制教育，形成人人学法、讲法的氛围。努力探索依托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室、调解组织促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的法制部门，以及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建立企业工会维权制度，通过职代会，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把评选“学法先进”同评选“名牌员工”、“守法员工”“优秀农民工”、“杰出青年”等活动结合起来，激励广大农民工自觉学法用法，不断奋发向上。
4、重点抓好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企业主是企业发展、运营的决策者，抓好这部分人的法制教育，树立起法治理念，也就抓住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关键。因此要重点加强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使他们深入理解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努力掌握宪法、基本法律以及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诚实信用、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观念，并辐射影响到在企业内的农民工，达到依法治企，诚信经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在普法内容上，要选择
一些实用并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流通、金融、税收、劳动社保，以及与市场经济规则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制教育形式上，要组织一些质量较高，有一定层次的集中培训或专业法讲座，同时，鼓励自学和积极参加政府部门、行业管理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在组织方法上，由普法主管部门具体协调，行业协会和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各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与政府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工作，积极引导企业主遵纪守法、依法决策、依法经营。
5、进一步抓好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聘用谁负责”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社会治安、劳动用工、计划生育、卫生管理于一体的管理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相应的用工单位中。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与其工作生活相关，以及维护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诉讼法基本知识;在教育形式和组织方法上，可以因地制宜，灵活多样。要抓好农民工的法律培训工作，劳动部门在用工单位招聘人员时要把好就业前的培训关，在岗前培训时组织学习《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用工单位也要将法律学习融入各项业务培训活动中，如经营培训、管理培训、市场培训、策划培训，使农民工在接受业务培训过程中逐步接受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掌握与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知晓解决法律问题、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学法需求。同时，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经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工群体的法律素质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在今后的“六五”普法工作中，应定期举办“法律进工地”活动，宣传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使普法教育经常化、多样化。整合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司法行政职能，简化程序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建立工地民调组织，法律宣传与法律服务相结合，积极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针对农民工法律知识需求量大的特点，在对农民工普法的工作中，要加大法律知识覆盖面，在过去的劳动法、民事法律法规等传统普法内容上加大与农民工工作、生活更加贴近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由于用工单位劳动时间过长及待遇过低等问题已开始凸现，今后的工作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农民工合理合法讨要拖欠工资的宣传教育之外，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用工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用工单位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通过对返乡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宣传工作的调查，综合大通县的情况，参看调查数据，我认为整个情况暂不严重，但可能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化而趋向严重，不可掉以轻心，必须积极应对。我们要看到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情况，要努力变不利为有利，化危机为转机，确保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不受影响，并借此促进现代农业和打工经济的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同时这是我们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遇到的新的突出问题，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稳妥解决，促进我县的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
法律调研报告篇3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贯彻，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将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成为了全社会的一项重要课题。为了了解现在大学生的法制意识情况，探索法制宣传的新渠道，本小组特对此制定了一份调查问卷，在本校大学生中展开了调查，对当代大学生对法律的了解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对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培养提出建议，以此为促进社会法制作出自己的努力。调查以随机问卷方式，面向全体杏坛学院的学生。共制问卷100份，收回92份。问卷的内容围绕“大学生的法制意识”展开，总共10道题。在调查的学生中，各年级段的学生都有，大四的占了大多数，他们的答案基本代表了客观意义上的非法律专业学生在完成了大学阶段积累后所知晓法律的程度。
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的法制意识现状，促进大学生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为学校的法律教育工作提供依据，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成，因而进行了本次大学生法制意识调查。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问卷形式了解真实数据，进而通过数据得出问题，通过问题了解到大学生法制意识现状，从而分析如何提高大学生法制意识。
所谓法制意识，其实更多的讲究的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是指人们对于法律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情感、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法律、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它包括法律认知、法律情感与意志、法律价值观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对法律的了解和情感。这一部分是针对概念中大学生“学习法律的必要性和了解法律的途径”而提出的，通过大学生的回答，了解大学生对法律的态度和情感。
第二部分：相关基础法律知识和权利义务的认知。这一部分是针对概念中“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法律、法律制度的了解”而设计的，基于此理由，我们选择了一些基础的法律问题，同时这些问题有正确答案，通过答案的正确率来了解此方面。
第三部分：实践中对法律的运用和理解。这一部分是针对概念中“对法律意识观念以及对大学生的维权意识”而设计的。因为是要了解大学生对法律的掌握和运用程度，我们通过商量，希望可以通过现实中大学生热点关注的或者生活中会遭遇的一个场景来展开问题，这样不仅可以拉近问卷调查者与被调查的距离，也可以得出大学生在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最真实的反应。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大学阶段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有必要的，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多样化保证了学生与法律知识具有较广的接触面，这一点对法律知识的普及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可是法律知识的普及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在调查的学生中，只有48%的学生知道12月4日是我国的法制宣传日。这表示，还有相当多的同学对生活中的法律没有予以足够的关心。对于“法律是否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个问题，38%的学生选择了“能，我对法律有信心”;18%的学生选择了“不能，法律愈来愈成为有钱人和有权的人的代表”;34%的学生选择了“现在不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会逐渐完善”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在大学生看来，现在的法律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甚至法律存在的基本意义都在面临着被部分学生否定的局面。虽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归结于法律本身的不完备，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法律体系还是不能够满足他们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由此可见法制理论与实践存在着十分严重的脱节。同时，只有14%的学生表示曾经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己被侵犯的合法权益。大学生权利意识淡薄不禁引人深思，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尚如此不愿以法律作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实现全民懂法用法还任重而道远。另外，对于诸如一块钱之类的细小的利益，69%的学生选择了不会去争取这样的利益——即使这样的行为在法制意识的普及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有可能使别人因此而受益。在“假如你参加勤工助学或利用课外时间在社会打工，当您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您会”一题中，有51%的学生选择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也有18%的学生希望通过别的合法手段来争取解决问题。但仍有将20%的同学选择忍气吞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社会中思想最为激进的大学生仍有这种思想的存在，并占据如此之大的比例，不禁让人汗颜，引人思考。不过，在面临着严峻现实的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希望，学生也希望通过各种形式来增加自己的法律知识，增强自身的法制意识。问卷中所提出的诸如“增加有关法律的课程”、“组织普法讲座”、“组织学生参与法庭旁听”、“组织学生参与模拟法庭审判”等形式均受到了学生相当的赞同。
要提升大学生的法制意识，需要不同渠道的共同合作与努力。由此，提出以下看法，首先要加强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丰富和法律兴趣的培养，学校是教育机构，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后备干部和各级管理人才的重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学法、知法，使他们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进而做到守法、用法、护法，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要积极组织和开展法律教育课程和法律意识培养的措施，活跃于校园内的有关法律的社团也应该积极开展活动，培养同学们的法律兴趣，活动开展要注意避免形式化、古板化，要让学生们去参与和配合中真正有所收获。其次，全面普法教育任重道远作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如此欠缺的情况，推及全民的法制意识，结果自然不容乐观。因此，全民的普法教育及其法制进程可想而知，面临巨大挑战。因而，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各级教育机构，组织机构都应该注意把法制教育提上日程，完善法律咨询机制，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同时，司法机关应建立法律公信度，提高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度不断暴露的司法处理问题，司法腐败现象，让人民对法律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法律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因而加强对公、检、法机关的规范化整治，以及律师等法律工作者行为作风的整治也越显重要。普法的基础是信仰法，建立法律的公信度是法制进程的关键一环。
另外，根据大学生的现状和我国的国情，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对学生法律意识、权利观念，即改善现阶段教育对于法治观念培养的缺乏;国家应继续加强对法治的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这有利于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对落后经济地区的法治建设要与发达地区同步推进，防止法治建设的不平衡阻碍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发展;要限制公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形成社会良好的风气促进大学生法治观念;加深对我国法制实践了解，让大学生自觉培养法治观念。
综上，当代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亟待提高，这需要家庭学校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法律观念的培养，法制社会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行动开展得越早越好，因而，大学生自身以及社会各方力量都应该为形成一个有着良好秩序以及公民能有能力依靠法律武器而无任何后顾之忧的社会而共同努力。
法律调研报告篇4
法律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它使人类学会了驾驭自己。因此，法律应有至高的权威;法律应有至尊的地位;法律应有至贵的价值;法律应有至诚的信仰。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法律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已经由远而近，由陌生到熟悉。如今，究竟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如何?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如何?我做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在读大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对我的家乡丹东20多名公务员、工人、农民、城镇居民、执法司法人员以及在读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内容为--1你作为行人时你会怎么做，2你的朋友或亲人向你借钱(数额较大)时你是否会要求对方写欠条，3你认为现在打官司是靠法律还是靠金钱人际关系。从调查的情况看，近60%的人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较为完备，执法情况总的较好，法律权威正在逐步形成，法治国家的目标能够实现。40%的人对法律的现状表露出不满、担忧、无奈、失望，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是：
(一)在一些地方法律得不到全面实施。
(二)轻视法律、漠视法治的现象仍然存在。
(三)公民对法律赋予的权利欠缺理解，不善于依法维权。
(四)执法不严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五)法律的普及不够深入，宣传教育不够广泛，效果不很理想，尤其是边远地区、农村、企业、基层单位、学校等还存在死角、空白。
(六)在立法(包括法规、规章)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部门利益倾向突出，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在地方立法中群众参与还不够。
现针对调查问卷提到的三个问题一一具体解读。
第一：问题1当你做为行人时你会怎么做。目的：希望人们能遵守交通规则 。存在问题：有人闯红灯，竟然有人跟着一起闯红灯!还有人在汽车飞驰时，竟然疯跑过去，吓得汽车连踩油门，一旁的人吓得魂都没了。当然总体上人们还是能遵守交通法规的。大部分人能遵守交通规则，警察要加强对行人的管理和教育，可以在路旁发放交通常规，提醒行人不要闯红灯，做好市民的思想工作，让更多人知道生命的重要性，学会保护生命。
第二：问题2你的朋友或亲人向你借钱(数额较大)时你是否会要求对方写欠条。目的：考察公民在经济理财方面的法律意识。存在问题：对于欠条的真确使用还存在误区，也有人认为熟人之间使用欠条是对对方的一种侮辱更有甚者怀疑欠条的法律作用。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大多数人对欠条的理解和使用还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在法律中有关欠条的相关规定。在我国法律中规定有效,借条可以做为合法的证据使用。我国第七章 诉讼时效 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希望大家在遇到此类问题是能够真确的书写使用已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同时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有关的宣传力度。
第三：问题3你认为现在打官司是靠法律还是靠金钱人际关系。目的：全面考察我国公民对我国法律制度的理解。存在问题：不少人认为打官司难，诉讼难，民告官难，打官司成本高，执法不严，没有关系打不了官司，还有人认为打官司是有钱人的事与平头百姓无关。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虽然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加深，但是摆在我们法律工作者学习者面前的问题仍然很艰巨。法律应有至高的权威。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期望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大家说，一个国家机器为了正常运转，必须有一种权威，这个权威只能是法而不能是人。人们从内心要求法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处于最高地位，一切社会组织及个人都要服从法律，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当法律规范同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政治决策不一致时，都要优先适用法律规范。相对个人而言，必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公民，其个人主张都应服从法律。相对组织而言，特别是政党更应该模范守法、带头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当然，要实现法律的权威，首先必须提高立法质量，同时，要把立法与执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执法不严的后果往往比没有法律更糟。
通过这次调查，使我更加明白了作为一名法律的学习者应该做些什么。更使我明白了作为未来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肩上的责任有多重。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法律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大家普遍认为，在我国，法律应该是人民的意志、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和充分体现，它应具有极大的权威和尊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
当然，实现上述愿望，还有一个过程，需要提高立法质量，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治观念，让全体公民真正理解法、接受法，引导群众珍视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严格执法，切实服从并积极维护法律的权权威，从而坚定人们对法律的忠诚与信心。
调查时间：2013年6月。
调查地点：农村、乡镇、就业办事处等地方。
调查方式：采用收集材料、电话、网聊、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目的：了解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深入剖析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前言：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法律素质普遍较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问题，我在2013年春节期间，对大通县的农民工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
通过调查大通县外出的农民工在外主要涉及建筑业、餐饮服务、批发零售、车辆修理、轻工业等行业。
一、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
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4.64%;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25.24%;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6%。
在农民工认为在哪里咨询法律问题比较可靠这一问题上，有48%的人选择了政府相关部门，44%的人选择了法律服务所，33%的人选择了律师事务所，还有13.5%的人选择了熟人介绍。
在有效解决法律问题途径这一项目上，有66.51%的人选择了依法解决，另外还有9.57%的人选择了上访，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已有了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而少部分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符合当前社会的实际。
在农民工是否了解法律援助具体条件的问题上，有84.07%的人选择了了解一些。有85.6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他们需要法律帮助时很方便或比较方便。此外还有89.84%的农民工认为他们能够或有时能在社区获得法律帮助。
二、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分布较广、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集中，这些特性给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比较薄弱，存在不少盲点。
2、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处在初始和尝试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
3、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加之其他主客观因素，造成宣传形式单一，特别是对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4、个别单位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没有将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也没有将其列入年度普法计划，致使此项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大。
5、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教育对象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
6、虽然建立了目标责任，但各部门的工作力度不尽相同，因此，在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加强各部门密切配合、总结推广经验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7、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用工单位对在农民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足，热情不高，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规模较大的工厂等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分散在个体商业、服务业、私营企业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比较薄弱。
三、当前亟需法律帮助的农民工群体及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
调查中，62.44%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最需要接受法律帮助，在外经商人员占23.08%，这说明建筑工地农民工人员较集中，有些共性问题，最需要得到法律帮助。
在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上，有43.72%的人认为是拖欠工资问题，另有24.02%及21.26%的人认为是劳动时间过长和用工单位待遇过低。
四、相应的解决措施
1、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推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机制,实现对辖区内农民工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形成政府指导、法制宣传教育部门协调、各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各企业保证落实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格局。建议建立各职能部门组成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例会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定期交流研讨，把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探求开展工作的新机制、新途径。协调解决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出现的问题，注重开展对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以引导农民工的法制教育工作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普法主管部门负责领导机构的日常工作，对每一时期的具体工作制定方案，协调、督促和检查。要加强对本辖内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协调、督促和检查，共同推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逐步形成和完善层级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网络。
2、将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活动相结合，积极营造氛围，发挥媒体作用。一是普法部门要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乡村等活动，适时组织普法讲师团巡回进行法制演讲;二是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法律专业人士、法律志愿者的作用，鼓励法律职业工作者在承接农民工法律服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倡导律师事务所自主为农民工举办各种类型的法制讲座;三是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及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相结合，及时调处农民工因工伤、劳资、人身伤害等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组织农民工，积极参与法律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法制文艺汇演、学法考试等活动;五是及时总结推广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带动后进，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农民工之中扎实、有成效地开展。
3、充分发挥企业的自身资源优势，营造学法用法氛围。企业自身要发挥内部党、团、工会组织的作用，加强企业内部普法的组织领导，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要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教育培训制度，制定企业普法五定、一考制度，即定目标、定人员、定形式、定内容、定时间，统一培训后进一步进行考试的制度。同时制定培训细则、学法制度、签到制度、作息制度等，保证企业法制教育培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要依靠和发挥企业自身的宣传资源，利用已有的墙报、专栏、展板、内部刊物、内部网络开展法制教育，形成人人学法、讲法的氛围。努力探索依托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室、调解组织促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的法制部门，以及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建立企业工会维权制度，通过职代会，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把评选学法先进同评选名牌员工、守法员工优秀农民工、杰出青年等活动结合起来，激励广大农民工自觉学法用法，不断奋发向上。
4、重点抓好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企业主是企业发展、运营的决策者，抓好这部分人的法制教育，树立起法治理念，也就抓住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关键。因此要重点加强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使他们深入理解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努力掌握宪法、基本法律以及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诚实信用、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观念，并辐射影响到在企业内的农民工，达到依法治企，诚信经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在普法内容上，要选择
一些实用并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流通、金融、税收、劳动社保，以及与市场经济规则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制教育形式上，要组织一些质量较高，有一定层次的集中培训或专业法讲座，同时，鼓励自学和积极参加政府部门、行业管理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在组织方法上，由普法主管部门具体协调，行业协会和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各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与政府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工作，积极引导企业主遵纪守法、依法决策、依法经营。
5、进一步抓好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聘用谁负责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社会治安、劳动用工、计划生育、卫生管理于一体的管理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相应的用工单位中。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与其工作生活相关，以及维护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诉讼法基本知识;在教育形式和组织方法上，可以因地制宜，灵活多样。要抓好农民工的法律培训工作，劳动部门在用工单位招聘人员时要把好就业前的培训关，在岗前培训时组织学习《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用工单位也要将法律学习融入各项业务培训活动中，如经营培训、管理培训、市场培训、策划培训，使农民工在接受业务培训过程中逐步接受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掌握与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知晓解决法律问题、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学法需求。同时，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经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工群体的法律素质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在今后的六五普法工作中，应定期举办法律进工地活动，宣传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使普法教育经常化、多样化。整合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司法行政职能，简化程序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建立工地民调组织，法律宣传与法律服务相结合，积极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针对农民工法律知识需求量大的特点，在对农民工普法的工作中，要加大法律知识覆盖面，在过去的劳动法、民事法律法规等传统普法内容上加大与农民工工作、生活更加贴近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由于用工单位劳动时间过长及待遇过低等问题已开始凸现，今后的工作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农民工合理合法讨要拖欠工资的宣传教育之外，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用工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用工单位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通过对返乡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宣传工作的调查，综合大通县的情况，参看调查数据，我认为整个情况暂不严重，但可能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化而趋向严重，不可掉以轻心，必须积极应对。我们要看到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情况，要努力变不利为有利，化危机为转机，确保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不受影响，并借此促进现代农业和打工经济的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同时这是我们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遇到的新的突出问题，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稳妥解决，促进我县的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
法律调研报告篇5
1.产品与商品之辨
美国卡特勒(kotlor)教授认为：产品是指市场上提供的、满足人们各种消费欲望的所有实物、服务、人、场所、组织以及意见。继而提出产品的三层次理论：产品核心层、产品有形层、产品延伸层。从产品消费角度看，产品核心层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某种产品时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所追求和获得的基本消费利益，即产品的功能和效用，它是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本质之所在。产品的有形层是指产品组成中消费者或用户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的那一部分，它包括产品的外部(信息集)和内在质量及其促销成分，即包装、质量、价格、商标、品名、色调以及消费品的设计风格和工业品的布局特色等等，该层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产品的核心的基础。产品的延伸层，包括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所获得的附加利益和服务(消费者剩余)。如送货上门、维修护理、质量保证、安装调试、信息指导及资金融通，还包括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商誉「8」。由此可见，在卡氏关于产品的定义中，涵盖了有物(包装了动产与不动产)和无形物(智力产品、劳动力资源、服务)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只归属应然层面，是理想类型，实然法基于各种考量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
而对于商品，马克思将它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包括四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它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的物品;二是它是人们付出劳动的物品;三是它还是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的物品;四是通过有代价的交换方式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9」。
看来，依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还不能实现商品与产品在价值内涵到形式外延的顺利对接。不可否认的是法起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物我们称之为商品，但法并不认可其是产品，如下文将提到的原农产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明星肖像的使用权等等。产品是与生产者密切相关的，而商品是与经营者密切相关的。所以，产品包涵于商品之中，它们是种和属的关系。
2.实然法意义上的产品
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物。它本身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生产者、产品作为构成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础，有理由得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社会、企业、消费者及学界的关注。确定产品责任(甚或是产品质量责任、产品法律责任)，是以抓住产品这一纲或领为已足的。
(1)国外之立法例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modeluniformproductliabilityact)第102条规定：产品是真正有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售交付的物品，而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可见，美国产品安全法律中的产品不仅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无论是否进行过加工)。对于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法将其确定为：人类能够制造或者生产、控制、输送的一种可消费的能源产品;对于书籍，美国法院规定：对于因提供不精确的书面材料导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对于软件，普通软件用于批量销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之为产品，专业软件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被排斥在产品范围之外。对于血液，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个个案裁定中将其视为产品;对于天然气等，1978年法院在哈雷斯诉讼西北天然气公司的案件审理中将其视为产品。
欧共体于1985年通过的《关于对缺陷产品的责任指令》中，将产品定义为所有的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者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以及电，但是不包括原始农产品和猎物;但是欧共体允许成员国背离关于原始农业产品和猎物不属于产品的规定。1987年英国将该指令纳入国内法，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中将产品定义为任何产品或者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原材料的或者作为其他东西组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但是未加工的捕获物或者农产品不在产品范畴。德国于1989年制定了《产品责任法》，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及电流，其中动产也指构成其他动产或者不动产的一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动物饲养，养蜂业和捕鱼业的农产品(天然农产品)，只要未经加工，都不是产品;本法同样适用于狩猎物品。由上可见，欧盟国家在立法中的共同特征是以农产品易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潜在的缺陷及难以确定缺陷的来源为由，将其排除在产品范畴之外。
(2)中国之立法例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
(3)专家关于应然法之建议
梁建议稿第一千六百一十六条对产品作了如下定义：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导线传输中的电，视为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节规定;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节规定。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下称王建议稿)第九十一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下列用于销售的物，视为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导线输送的电能，以及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二)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三)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但是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除外;(二)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
(4)评说
就我国法律关于产品的定义与外国立法例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美国、欧盟有关法律(前者并没有成为各州都采用的法律，笔者注)关于产品的定义相对较为科学，实然性法律充分考量现实中对应然性之要求，产品所及范围较为广泛，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产品的范围由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扩大到了服务(如电能)及智力(如专利)等无形物。反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关于产品的定义，充分暴露了其滞后性，并且在定义上出现了概念到概念之语义重复错误，即用产品之语词来解释产品。二是大都将原农产品(种植业、渔业、畜牧业)、狩猎物等排除产品范围之外。三是关于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产品的条件，中外立法例均未给予明确的厘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给出涵义上的限缩。那么，农产品经过种植、施肥、收割、晾晒、保存等过程算不算加工、制作?物(包括有形物及无形物)经过经加工、制作后只有用于销售才算产品?生产者将生产出来的物用于公益捐助，此时之物算不算产品?四是梁建议稿和王建议稿在对产品概念进行界定时采取了概括式和列举相结合的模式，相对较为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建议稿比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前进了一步，用动产替换了产品，且范围上增加了电能。由于过于强调概括陈述方式，所以在用列举方式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外延时，在内容上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体现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共政策。之立法精神。王建议稿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其在对特殊性产品加以列举时却将商品房排除在产品之外，这在实践中将会极大影响到消费者(购房者)的权益。另外，使用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等话语不够严谨，容易使人产生质疑。即用初加工之语词修饰农产品极为不妥。根据我国目前有些农产品存在药物残留超标等实际情况，应将经过初加工的原农业产出品列入产品范围，使消费者通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传达的信息进行责任溯源。因此，将其改为未经加工的原农(林、水)产品，且采、摘等不视为加工似乎更周延此。另外，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解决产品的目的性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经过加工、制作的物不是仅用于销售才成为产品，物成为产品后还用于其他目的。1979年的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物品只有用于转让、贸易、商业销售才可能成为产品。该立法例给我们的启示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成为产品的条件不限于销售，因为它可能还有更广泛的途径为人们所使用，如果将其限定于销售，就会出现不能很好解决赠予、出租等使用方式下的产品责任问题。因为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特殊性，法律保障制度较为完善，所以，有必要将赠予、出租等方式下的产品流通形式，囊括于产品成为产品的条件中去。
所以，笔者以为产品的概念应定限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使用的有体物和无体物。销售、租赁、赠予、展示、广告等均视为使用。特殊情况下，自用也视为本法意义上的使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有体物和无体物：(一)供人居住的建筑物及其他不动产;(二)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三)电能;(四)书籍，如果作者、出版商以该书籍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法为主要出版目的的，如地图、菜式指导等;(五)著作权及工业知识产权;(六)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七)供别人食用或作为工业品原料的原农(林、水)产品。
(三)关于产品标识
所谓产品标识，是指生产者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通过一系列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色彩或它们的组合等形式向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对方传达的以便使其识别生产者、产品及产品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等构成的信息集或者搭建的信息平台。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区别，使消费者购买定向而不是转向。对于监管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为监管指示方向。因此，规范产品标识意义重大，生产者必须依法披露产品信息。
在现实中，在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三个阵营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横向层面的不对称。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消费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与生产者进行对抗，而监管者由于体制的约束也很难跟上生产者对市场、科技的敏感度和推崇，往往在利用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基因于产品的质量、性能、成份、技术状况等因素具有的内在性、隐蔽性等特点，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监管者，实际上根本不清楚生产者的产品底细到底如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到底如何在信息占有上也具有不彻底性。
(二)纵向层面的不对称。一方面消费者对生产者未来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些可怜透顶的知识和信息，他们根本不清楚与其将来的交易是怎样的，以及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监管者由于所占用的信息较少，从而影响到其做出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收窄，并最终导致监管力度和广度出现折扣。在中国语境下，交易中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得到的信息补偿较少。不同于消费者，监管者因为国家公权力执行者的身份，它可以通过执法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信息补偿。
(三)三维场景的不对称性及扰动性。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产品信息上的不对称性，在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三元互动的资源配置架构中，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前者的故意，信息的流量及管道都受到了人为的控制。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中，最占优势的一方自然是生产者，最弱一方显然是消费者，监管者由于其公权性质，其一直在二者之间徘徊，成为三者架构中的扰动因素。它通过法律手段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和广度，扰动性就会变小，架构就会更稳定，交易就会趋向于公正，反之亦然。在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信任度有限，加之沟通管道较少，成效不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影响到了消费者获得必要的信息，从而强化了扰动的相差。产品信息不对称的产生的最有可能的后果是生产者会利用其占有信息优势，最大限度的为自己谋利从而置消费者、社会及国家利益于不顾。它们会通过隐蔽性方式(全面控制产品信息)，进行道德冒险，实施败德行为，以逃避监管，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取得不法或不当利益。如不法商人通过对产品信息的干扰，去影响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隐匿(不依法在产品上进行标注)起来，并对自己的产品制造假象，以表彰自己产品的正面因素来释放信号，博取消费者对自己的注意和信任，以改变消费者的态度，产生购买转向。将本来或潜在属于他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分散或转向「18」。对于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者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就有机会在生产源头通过对产品的标识、标注、标签等进行规范而达致扼制目的。而监管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如果能够积极采取监管关口前移的方式，其产生的外部性通常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
信息披露的关键点在于：生产者对产品信息披露到何种程度为已足，也就是标准是什么?基于前文已述及部分，在求解存在于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就必须厘定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标准，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在标准之上，自然而然就会达致对消费者、监管者的信息补偿目的。否则，在标准之下就会出现消费者没有受偿或受偿不够的后果，这一后果就会变现为生产者获得了因自己不补偿别人而带来的收益。为此，就必须为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设定如下标准
(一)披露产品信息的真实性标准。该标准意味着生产者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不得存有虚假、遗漏、诈欺或误导的内容。真实是基因于诚实信用的主客观的一致性。真实的概念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以致于它只能被表述，而不能被定义。所以，它只能在个案中去找寻。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为68(忽略允差)。对此，可以判定该生产者标注不真实(本文不论及生产者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这对于那些喜欢纯棉产品的消费者的欲望的满足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害，从而构成对消费者的侵权。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披露的信息不真实，则其披露的不真实的信息越多，对广大消费者的危害愈深，监管者的监管成本也就越高。为了确保生产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标准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章等对此都作了硬性规定，明确规定生产者的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标识必须是真实的，并进一步规定了生产者披露不真实信息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二)披露产品信息的接近全面性标准。那种希望生产者全面披露产品信息的诉求超越了生产者的成本承受能力范围，所以理性的判定标准是还有哪些消费者需要的信息生产者没有披露出来。监管者的监管目的就在于让这些被生产者占有的对消费者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在尊重和依法保护生产者的商业秘密与规管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之间必须有一个界限，在商业秘密的界限以外，应尽量挤压生产者信息容量空间。那种认为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的观点「19」过于偏激和狭隘。因为产品标识上的信息点大部分是独立的，分别具有不同的功用。尽管从整体上看，它们会影响到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作出评估、鉴别、决定的过程)、公平交易权及监管者的监管有效性。但是，有些情况下，生产者的真实的谎言并不会对上述权益造成侵犯。如在oem条件下，有些委托方(生产者)为了保护其商业秘密，就会要求产品实际生产厂，在产品标识上的生产厂栏中只能标注委托方(生产者)的名称，在此种情况下，委托方(生产者)从形式上是在撒谎(即不符合真实性标准)，因为它没有全面披露产品的实际生产厂。但是，它却并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的相关规制。
(三)披露产品信息的有用性、必要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信息对消费者、监管者来说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如生产者在其生产的t恤衫(半袖)上的标识上披露：产品是谁生产的，地址在哪里，含棉有多少，在什么水温条件下洗涤等信息，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对监管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必要的。但如果它标注了什么人穿着好看，应该夏季穿等信息，对消费者及监管者来说就未必是有用的、必要的信息。
(四)披露产品信息的最新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必须将其掌握或获知的关于产品的最新信息在产品上或通过其他途径(如向监管者报告，通过媒体发布说明性广告)向消费者、监管者披露。如产品存在潜在的缺陷应予召回等情形。如果发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生产者就必须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对该信息予以持续地披露。如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1号的生产者，用上年度馅料生产月饼的生产者等，都必须及时、充分地披露其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及时将缺陷产品召回。
(五)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获得性标准。该标准又称易查找性、易查询性标准。该标准是指生产者所披露的产品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为一般消费者、监管者获得、查询和查找。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方式如下：一是在产品上通过标识予以披露。实践中，列入最难查找的信息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对此下文将会论及;二是由自己在直销时或借助商家直接向消费者交付能够公开的资料，披露信息;三是定期、不定期向监管者报告;四是将有关产品信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予以披露。其中，第一种方式由于信息通过产品标识直接传递到消费者，所以对消费者的来说也最为便捷。但是，有些方式由于产品本身特点所限，信息披露的范围有较大的局限性;第二种方式虽然扩大了信息的披露范围，但由于局限于一定的处所，但对于居住地比较偏远的消费者意义不大;第三种方式中，监管者的地位决定了它获得有关产品的信息在量上会远远大于消费者及社会，但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考量，对在生产上有违法行为的生产者进行查处的同时，它会延迟和控制产品信息向外部传递的速度及容量。第四种产品信息披露方式虽然有量大、面广的特点，但是，实际证明此种情形的出现往往是生产者基于消费者、社会及监管者的巨大压力而为之，非出于本意。如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缺陷越野车召回等事件就是明证。
(六)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解性、可识别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应当能让一般消费者较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同时能够使消费者、监管者将此产品与彼产品分开，并据此作出合理的鉴别、评价、选择、决定。根据这一标准，除因应行政监管之需要，在产品标识上标注的信息及公开的资料、文件应当内容完整而又明晰，用词尽量通俗、易懂，避免使用过于冗长、专业化的用语。
由于产品安全是诱发产品责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做上述规制的意义在于：一是标注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生产日期——失效日期这一计算公式，可以方便消费者、监管者等迅速计算出产品的安全使用期的期日或期间，并以此为参照，做出消费定向或监管决定;二是生产者的明示担保表示。这就意味着该种产品只要按照生产者提供的信息正确使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三是对于一些特殊产品，如民用煤气钢瓶等产品，到期后消费者自己无法处置，又不能当作垃圾丢掉。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由生产者负责召回(产品的召回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存在缺陷等情形)。根据经济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代理人，生产者生产出产品，委托消费者来消费。从此关系中可以看出，不安全因素的制造者是生产者，它有义务保证代理人的安全。就拿煤气瓶来说，生产者无异于把一颗炸弹安放在它的代理人——消费者旁。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让生产者去这样做;四是安全使用期作为一种明示的承诺，它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安全使用期内无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存在的巨大压力。所以，它们必须尽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系数，以保证他们极力吹嘘的后续生产的产品在安全使用期内能够更加安全;五是安全使用期还是消费者、监管者监督生产者的一个有力证据。从生产者角度考量，产品使用周期越短越好，因为人们用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可能性越高，生产者就越有可能把更多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生产者就有可能把正常的产品安全使用期缩短。如一种安全使用期为6年的产品，生产者基于以上原因就有可能把它设定为3年。目前，中国还无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管。这也就意味着前面提到的监督仅能维系在道德的层面，这对于社会来说就存在着生产者肆无忌惮地理性选择败德行为从而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可能性。而且，这种利益每增大一个幅度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如果消费者、监管者等行动够迅速的话，那么，这种败德因为他们的宣传从而变得社会难以容忍的时候，就会有可能由道德层面的强制上升到法律强制。所以，道德的监督不能少。
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如易碎的玻璃制酒杯，在其包装箱就应标注轻拿轻放等中文警示说明或(和)相关警示标志。此类信息在生产者关于产品信息披露义务序列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但学界给予它的关注却没有与其本身所处地位相适应。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维度切入，充分考量这类信息对于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等方面的意义：一是使用不当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二是在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的话语表述下，生产者对于容易、可能的情况都做了哪些努力使产品更不容易或更不可能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危害人身、财产安全?三是这种技术上的投入是否足够?四是这种努力是通过什么方式将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关方的?而这些信息按照以上提到的判断标准来评定是否与他们的需求相适应?五是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是否圆满回答了以上四个方面的质疑?如某品牌银海象系列电热水器，在使用说明书中对何谓关机并没有予以必要的说明，关机后是所有指示灯都不显示工作状态还是关机后还有一部分指示灯仍然亮着并显示工作状态?
我们还必须充分地注意到，随着竞争的充分性的不断提高，源自产品本身利润的大幅度减少，生产者将产品的概念延伸到服务层面(前已述及)已变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下游服务利润的丰厚可能诱使生产者故意在产品或包装上披露一些错误的信息，它可能不会导致产品本身的重大损害，但又能使一般消费者无法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求助于它所组建的专业应急机构(如维修公司等)。它的后续服务可能是优质的，但是，它的价格也是畸高的。所以，为了尽量不让一件新购的产品用了没有多久就修来修去，我们就有必要对此予以规制。
另外，还需将产品的净含量与产品所含主要成份的含量区别开。前者是就整个产品而言，即一定计量单位下产品所具有的量值，后者则是指组成或构成产品某一部分的量值，如一袋大米净含量为50kg，一件t恤棉的含量为68。
生产者在其产品或其包装标注定量，表明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产品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等。它还承诺这一定量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持续地稳定性、精确性，也就是说暗含着生产者已作了如下保证：售予a和售予b的产品在量值上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a和b获得了消费满足感或贸易机会是等同的，不会因为偏见使a和b之间有什么不同。另外，这也是对其商誉的一种检验。产品以定量形式推出市场，就意味着生产者会遭受千千万万挑剔的消费者的不停地诸如短秤缺量等指责。如果生产者不能迅速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要么他停止该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么采取措施保证他所吹嘘的量值与实际含量的之间的差值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之外。而在此博弈过程中，生产者的商誉得以建立或进一步增值。
理性的经济人根据诚实信用之要求，通常会理性地选择披露真实的信息。但这类完美性的经济人只是理论中的理想类型。实际中，生产者往往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另外，需在注意的是这里探讨的瑕疵信息指的是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信息，主要指上文提及的那种类信息。至于那些攻击别人产品的信息、与产品本身无关的信息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作了这些区分之后要回答的问题是瑕疵信息的概念是什么?它可以归类于产品缺陷的定义中去吗?
(一)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
揭露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首先要从它的概念入手。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24」。究于此，笔者以为，瑕疵信息是指生产者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不真实的、少披露的信息点从而被其这种行为玷污的整个信息集合。前者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实际上含棉仅为68。后者如应用中文标注足球的名称却未标注之情形。由于上述标注不真实或标注纰漏，导致整个信息集即标识存在瑕疵。它的后果是：一是时刻影响着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二是侵犯了消费者对产品寄予的合格、安全等良好期待;三是获得了不该获得正外部性(如商誉的增值、市场占有率的提高等)。
(二)瑕疵信息的归属
依笔者之见，瑕疵信息虽然有属于它自己的概念，但它并不应过于独立而游离于产品缺陷之外，也就是说它应被产品缺陷所整合。关于产品缺陷之定义，有以下几种表述以供理解：一是美国1965年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将缺陷定义为：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其财产有不合危险的缺陷状态「25」;二是《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将产品的缺陷定义为：(1)考虑到所有下列情况，如果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限待的安全，即属于缺陷产品。如a.产品的说明;b.能够投入合理期待的使用;c.投入流通的时间。(2)不得以后来投入流通的产品更好为由认为以前的产品有缺陷「26」;三是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人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结合以上引述，可以将产品缺陷作如下分类：第一类是设计上的缺陷。如三菱汽车公司对某款越野车采取的全球召回行动就是因为刹车系统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导致的;第二类是制造缺陷。如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配件等所导致的产品缺陷;第三类信息缺陷(瑕疵信息)如，警示不充分、不醒目、不易于人理解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瑕疵信息理应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正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中规定的一样，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如果不符合该标准，即为产品有缺陷。事实上，绝大部分关于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产品标识标注(用语有标志、标签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gb7718—20xx《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对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如何进行标注进行了详尽地规制。所以，那种认为瑕疵信息不属于产品缺陷范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法律为依凭的。
(三)生产者披露瑕疵信息的责任
无论生产者基于何种利益考量，如果他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瑕疵信息就有可能或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产品责任(民事责任)。由于瑕疵信息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等;二是产品行政责任。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有瑕疵肯定会承担一定行政责任。在实际操作中最常见的就是警告(责令改正等行政表示，此外，还有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等，但后者不具有必然性);三是产品刑事责任。生产者因披露瑕疵信息获刑的情况极为少见，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国刑法能够对此予以规制的法条限于第一百四十条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中。该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生产者承担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证据的起点就是其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标注的信息。如成份、等级等信息。
实践证明，我国《产品质量法》在规范产品质量监督，促进我国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起了极为积极地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法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产品质量法》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因此，极需对其进行修订。
(一)关于产品质量法的名称
产品质量法属于经济法，而经济法区别于民商法的一个特征就是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从而更强调责任。所以，作为调整生产者(包括销售者)生产、销售产品行为的法律，主旨应指向生产者责任方面。究于此，有必要将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这一名称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以强化生产者(包括销售者)责任。
(二)删除关于认证认可等规定。原因在于，认证认可的商业性质远大于监管性质。况且国务院已经颁布了行政法规阶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三)科学地对产品进行定义(前已述及，此略)。
(四)增加关于何谓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批发者等相关主体的阐述。由于生产者是产品责任和产品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都应该有规制其本身的条款。
(五)科学界定标识、标注、标签、标志等概念。标识不合格、标签不合格、标志不合格是不是等同的，在实务界争议较大。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某品牌t恤衫在标识上标注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只有68。在这种情况下，依产品相关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品，但是在适用具体法条时却出现了问题：是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处罚还是以第五十四条规定按标志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作责令改正处理呢?鉴于此，笔者以为《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应作如下修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充分、易得等，并标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1.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2.有中文标明的产品通用名称;3.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如生产者与产品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必须分别予以标注。上述名称和地址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4.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如果产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未添加某种成份或最终产品不含有某种成份，除非法律有特别要求，不得标注不添加某种成份加工、制作及不含有某种成份等类似信息，也不得标注秘制、特制、特香等容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信息;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5.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最大表面上的显著位置用不小于3毫米的中文或中文及数字的组合清晰标明产品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且该标识必须使用不可刷洗的激光喷码，禁止使用可刷洗的喷墨码。并且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是合理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但是，该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不是生产者、销售者的免责、减轻责任的理由和证据，除非生产者、销售者能够提供极为充分地证据和事实证明警示标志或中文警标说明已足够引起一般人而不是专业人士的充分注意，并且只要采取了这种注意就不会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
(六)将《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未用中文标注产品的通用名称、产品的生产者(如生产者与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未分别予以标注)的依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的，处于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没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xx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处以20xx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上述情形的，同时责令生产者召回产品。
会计实习心得体会最新模板相关文章：
★ 法律培训心得7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