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是调研事情的书面表达，是完成一项措施的文字借鉴，一篇好的调研报告不是毫无凭据臆想出来的，是需要在大量而深入的调研基础中产生的，下面是360好工作网小编为您分享的社区工作调研报告7篇，感谢您的参阅。
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1
一、基本情况
目前，全区共有街道(含南瑞社区)8个，其中4个是由原来的乡镇改建的涉农街道，占街道总数的50%;共有30个社区，其中，农村社区和村转社区6个，占20%。6个涉农社区中，共有党员660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余20个建制村还将陆续改为社区，2700多名农村党员将转为社区党员。
一是年龄结构老化，开拓创新能力缺乏。涉农社区660名党员中，60岁以上的215人，占32.58%;35岁至60岁的356人，占53.94%;35岁以下的89人，占13.48%。超过50岁的党员占大多数，而35岁以下的党员还占不到五分之一。尽管许多老党员有着丰富的基层实际工作经验，但面对新形势、新情况，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部分同志抱着老经验、老方法不放，缺少在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激情。
二是文化程度偏低，政策理论水平不高。从涉农社区党员文化程度来看，小学121人，占18.33%;初中331人，占50.15%;高中及中专144人，占21.8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64人，占9.70%。大部分党员文化程度都限于初中水平，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仅占到三分之一。党员的文化程度低，导致对党的方针、政策领悟不够，理论水平有所欠缺，直接影响到党的相关政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效果。
三是居住区域分散，组织活动难以开展。随着拆迁征地工作的全面展开，农村的党员由以前相对集中居住，变为现在分散到各个集中安置点或自己购买商品房自由居住。导致日常的政治生活难组织、理论学习难集中、交流参观难开展。
四是党员困难突出，致富带富能力不强。大多数老党员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不够，一旦离开土地，缺乏更多的谋生技能，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更难以成为群众发家致富的领头人。另外，因重大疾病或遭遇天灾人祸等因素，导致部分困难党员家庭生活更加拮据。
(二)党员教育管理体制不健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够明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党员成为社区党员，使社区党员结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结构比较复杂、素质高低不一、管理教育难度大的现象，党员生活方式和个人需求的多样化与传统的党员教育管理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不适应性。其主要表现为：不少党员离开原居住地或加入经商、打工队伍，忙于生计，四处奔波，与所在党组织的联系弱化，极少数游离于党组织之外，党员管理出现“空档”;有的党员对城市化和社区建设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加之农村与社区党员的思想素质、文化层次差异大，相互间缺乏沟通交流，参与社区活动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一些年老体弱党员、贫困党员、长期离土离乡的党员和无职党员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党员先进性表现不突出。社区党组织在组织活动方面调整工作思路、创新工作载体不够，对党员难以形成凝聚力，对群众难以形成向心力，致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三要优化队伍，提高涉农社区干部能力水平。要根据社区组织管理职能的重新调整和界定，着力改变党组织普遍存在的班子年龄偏大、能力偏弱、素质偏低的现象，将党性强、威信高、能力强，相对年轻、身体好，有奉献精神的同志选入党组织班子。在社区干部组成上，要做到既结合实际，以村干部为基础，充分发挥村干部熟悉人员、熟悉情况的长处，维护村干部队伍的总体平稳，又要开拓思路，打破身份、地域、行业界限，发扬民主、整合资源，把热爱社区工作、有一定政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强的优秀人才充实到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来，为社区干部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优化社区干部队伍结构。同时要针对社区“两委”换届选举、新进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情况，加强对社区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指导帮带和考核奖惩力度，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相关培训，制定考核奖惩细则，不断提升社区干部的能力素质，激发他们为涉农社区建设献计出力的热情和干劲。
五要多措并举，促进涉农社区党员快速转型。一是通过宣传动员、组织培训、座谈讨论等方式，积极引导农村党员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不断转变，逐步加强对社区的认知程度;二是积极引导党员增强参与社区管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意识，激发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三是积极探索党员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健全完善组织生活、党内监督和流动党员管理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推行流动党员请假登记、外出党员定期汇报、党员个人重要情况报告等一系列有效举措，实行党员目标管理手册、党员联系卡、党员考评卡等制度，加强对党员的跟踪服务和考评管理。
六要以人为本，健全困难党员的关爱帮扶机制。深化城乡基层党组织、城市党员和农村党员结对帮扶活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建立帮扶联系点，对困难党员实行一帮一结对帮扶。市、区、街采取多种措施筹集帮扶基金，设立专门帐户，主要用于补助因病、因灾、因祸或年老体弱等特殊困难党员。建立走访慰问制度，各级党组织除坚持在元旦、春节、七一等重大节日对困难党员进行定期走访慰问外，还要坚持在困难党员住院、遇灾等情况时，随时进行走访慰问。定期组织区、街、部门、社区等相关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动员各方共同研究解决关怀帮扶中的难题，推动关怀帮扶工作顺利开展。
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2
为进一步掌握我市社区建设工作现状，找准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推进全市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思路和对策。近期，我局组成调研组，对孝感城区9个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同时，要求各县市区上报了相关材料。在此基础上，对掌握的材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市城镇社区建设工作于2002年正式启动，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民政厅的精心指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文件精神，按照搭建工作平台，完善组织体系，提高干部素质，丰富服务内容的工作思路，以建设和谐社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为目标，大力推进社区建设工作。特别是在确定2007年为全市和谐社区建设年以来，各地掀起了社区建设工作的新高潮，社区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社区组织进一步完善，干部素质进一步提高，社区服务进一步拓展，社区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社区建设工作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为孝感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全市社区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一)社区调整划分基本合理，社区组织体系日趋完善。近年来，各地根据规模适中、布局合理、尊重历史、方便管理的原则，对社区进行了调整划分，截止目前，全市共设立社区211个。同时，加强了社区组织体系建设，各社区都成立了社区党组织，依法选举产生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制定了社区自治章程和居民公约，完善了社区各组织工作制度。据统计，全市共选举社区成员代表7482人，协商议事会成员4087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协商议事会定期开展活动，讨论、协商社区重大事宜，社区居民的参政议政、民主决策、监督管理的权利得到有效保证。
(二)社区队伍建设逐步加强，社区干部结构得到优化。自2008年以来，各地结合第七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相继开展了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据统计，全市社区共选举产生社区干部1103人，其中党员866人，占78.5%。高中及以上学历911人，占82.6%，大专以上学历的158人。年龄结构趋于合理，55岁以下1014人，占92%，30岁以下212人。各社区普遍组建了志愿者服务队伍，成立各类志愿者组织240个，长期参加活动志愿人员11000余人，他们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治安、文化宣传、医疗、家政等方面的服务，促进了社区的团结、文明、和谐和进步。
(四)社区服务网络初步形成，社区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各地紧紧围绕居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大力开展各项服务活动，初步建立起较完善的服务网络。据初步统计，全市共兴建各类社区福利服务设施114个，社区服务站点386个，社区服务大厅60个，捐助站或慈善超市6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132个，社区警务室198个，社区图书室藏书88653册，社区安排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8529人。从而使社区的就业、卫生、环境、文化、治安等各项服务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六)社区各项活动蓬勃开展，社区凝聚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我们先后开展了文明社区创建、廉政文化进社区、平安法制社区创建、减灾示范社区创建等一系列创建活动，有效提高了社区建设的整体水平。同时，各社区积极倡导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大力弘扬孝文化，开展了文明小区、文明楼院、五好家庭创建活动及各种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科普活动，陶冶了居民情操，提高了居民文明程度，并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提高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
(七)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先行，农村社区实验彰显特色。近年来，我们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注重强化农村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功能，探索建立农村社区建设运行新机制。一是紧扣管理民主这一主题，大力推进以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为主要形式的村级事务民主管理机制，完善干群对话活动，推动村民自治工作深入发展。二是围绕服务三农这一中心，建立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载体的公益事业服务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社会互助救助站、民间纠纷调解站、科技推广服务站，并充分发挥这六站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二、主要做法和经验
通过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在全市基本构建起了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平台，为促进城市的三个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总的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一)坚持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是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必要的行政推力不可或缺。近年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工作，把社区建设作为城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总抓手，作为应对改革发展中各种问题和矛盾，提升城市品味的基础工程，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成立领导协调机构，召开专题会议，出台指导性文件，认真研究、解决社区建设推进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社区建设的发展。
(二)坚持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是推进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所在。近年来，各地紧紧围绕文明卫生城市创建、最低生活保障、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企业改制等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来推动社区建设，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突击性工作任务中，社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改善了投资环境、服务了工作大局，受到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同时也促进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3
三、存在的问题
2、社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3、社区支部书记、主任的工资低，每人每月只有300元(社区支部书记兼主任的情况下)，支部委员无报酬促使社区干部队伍不稳定。
4、社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个别社区办公条件较差。
四、下一步打算
1、以制度建设为保证，加强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
2、以各类帮扶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社区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3、以提高素质为目标，探索社区党员教育管理新途径。
6、提高社区干部的工资待遇，改善办公条件，加强阵地建设，解决“有钱办事”和“有地方办事”的问题。
7、建立和完善社区干部选拔任用激励机制。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
一、基本情况
目前，安陆市现有城乡社区共17个，其中，城市社区15个、农村社区2个。15个城市社区中，除安棉社区正在筹建外，其它14个社区均在运行，辖区总人口45234户、143420人，共有社区干部111人，社区党员干部92人，建立党总支15个、党支部64个、党小组126个，社区直管党员1745人，其中：驻区单位党员480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员86人，妇女党员316人，流动党员126人。社区党员主要由原居民区党员、辖区内改制、破产国有企业党员、复退军人党员、大中专毕业生党员和个体工商户党员、务工人员党员等构成。
二、主要成效
二是社区工作条件明显改善。近3年来，我市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办公条件上累计投入314万元，有效地改善了社区办公条件，绝大多数社区都配齐了电脑、打印机、空调、办公电话、档案柜、办公桌椅等必要的办公设备。全市15个城市社区中有11个社区都有一定面积自主产权的办公和服务设施用房，其中面积最大的凤凰社区达1149平方米，300平方米以上的有8个，社区便民服务功能得到不断提升。
三是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市15个城市社区建立便民服务网点21个，社区图书室藏书2.6万册，“一站式”社区服务大厅14个，居民学校15个，慈善超市14个，老年福利服务设施3个，安排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199人，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17个，社区警务室15个，民政、劳动、计生、卫生、公安、建设、国土、综治等部门职能，已陆续下放到社区服务窗口，初步建立起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二是党员队伍年龄老化，干部整体素质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大批下岗职工党员转入了社区，社区党员数量增加，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现象日益突现。以安棉社区为例，84名社区党员中，离退休党员56人，占67%，党员的平均年龄达到50岁，社区党员队伍老龄化现象比较突出。同时，全市111名社区干部中45岁以上的52人，占总人数47%，大专及以上学历46人，仅占总人数41%，社区干部年龄偏大，且中年人多，家庭压力大，难以全身心投入社区工作，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难以适应现代社区建设的需要。
四、几点建议
三是要理顺社区各类组织关系。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要担负起领导职责，并支持和保证他们依法、依照各自章程开展工作。社区其他组织要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领导下自我运作、自我管理，集中研究解决社区建设中的宏观问题，改善党的领导，从而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分工协作、运转有序的社区组织体系。
2、凝心聚力，构筑社区服务大平台。
一是要聚集物力，切实解决好社区党组织的办公用房和活动场地问题，让社区党组织“有地方办事”。要充分挖掘和整合社区资源，坚持自建、共建、帮建相结合，添置设施设备，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社区“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网络化建设，确保每个社区都能正常开展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便民、利民的积极作用。
三是要聚集人力，切实解决好社区人才队伍匮乏的问题，让社区党组织“有激情办事”。继续采用“公推直选”等方式，把党性强、能力强、熟悉党务工作、热心服务群众的党员选进社区党组织班子，并采取从机关派、企事业单位聘、大学毕业生中选、社会上招等方式，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充实进社区领导班子，提高班子的领导能力;开展大规模社区干部轮训活动，增强社区干部能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从年富力强、德才兼备、政绩突出的优秀社区干部中定向招考公务员和副科级领导干部，建立健全工资福利定期增长机制，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并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一套有利于社区工作者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管理机制，不断提高社区干部依法办事、服务群众和发展社区事业的能力。
3、创新管理，打造社区共建大模式。
一是要强化共建责任意识。要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社区共驻共建的实施意见，并通过召开专门会议、发放倡议书等形式，深入宣传共驻共建的目的和意义，大力营造共驻共建氛围。市委组织部还要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督促驻社区单位分别与所在的社区签订目标责任书，以契约的形式使共建双方结成优势互补、互惠双赢的共同体，通过责任落实增强共建动力，使社区党组织的的凝聚力、辐射力得到应有的体现。
4、群策群力，共建和谐社区大家庭。??
是要搞好社区服务，满足居民群众物质需要。要以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五务合一”示范建设工程为契机，全面整合社区服务资源，着力建设“党员幸福之家”、“群众阳光驿站”，使之成为社区党组织服务党员、服务群众、凝聚社会的工作平台，广泛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服务，为社区群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
二是要发展社区文化，丰富居民群众精神生活。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组织动员驻区单位和社区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创文明社区。要着力打造社区文化品牌，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结合，增强社区党组织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的能力。
三是要推进社区民主，尊重居民群众合法权益。社区党组织要认真落实党员、群众对基层组织建设和各项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行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探索并不断完善重大事项听证协商、社区成员议事会等制度，着力提高社区民主管理水平，并要积极疏通社区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努力把社会不稳定因素解决在社区基层，保障社区群众安居乐业。
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4
一、我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和成效
我市农村社区建设起步于2019年。2019年被确定为全省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政府的部署和要求，以农村居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机制为重点，陆续出台并实施了一揽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案。尤其是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确立了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协同、村级组织承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有力促进了农村社区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初步形成了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良好格局。主要做法有：
第一，坚持科学规划，合理优化村庄布局。一是着眼群众需求。倾听民意、反映民声、让民做主、为民说话，始终把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放在第一位。二是切合地方实际。依据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水平，以及村庄自然肌理与资源环境条件，有的放矢、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不强求一致，不搞大拆大建。三是符合发展方向。坚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美好乡村建设无缝对接。在执行规划时，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各项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四百工程”、城乡社区结对共建、“阳光村务”、创先争优、“平安家园”等活动载体中设置和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标准和要求。同时，及时完善规划，体现群众需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基层干部群众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打破城乡壁垒。一方面，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一元化户籍登记管理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户籍制度改革“1+12”方案，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了城乡低保、养老、医疗并轨，就业和社保城乡一体。目前，全市74万户籍人口已全部登记为“铜陵市居民户口”;办理流动人口《居住证》3.7万张。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市场配置、抵押融资、保证保险等“1+8”方案的具体内容，在明晰所有权、保障收益权基础上，完善配套政策，实行常态管理，努力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基本完成;农房测绘工作已全部结束，截至目前，累计申请房屋登记76561余户，受理65451余户，发证2623余本。建立了农村产权综合交易机构和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保证保险等运作机制，防范小额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三，坚持政策引导，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在政策引导方面，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明和谐幸福社区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攻坚。去年又专门下发了农村社区建设“五五工程”计划，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实现农村社区建设日常运行规范化、资产效益最大化、服务组织多元化、村务党务公开阳光化、服务团队专业化。在资金投入方面，几年来，市、县(区)两级结合民生工程，投入资金5200多万元，先后建成133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去年8月份铜陵县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示范单位”。同时，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小区进行综合整治，促进了社区环境明显改善，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在持续加大“输血”的同时，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造血”功能，积极谋划产业项目。近年来，围绕农村发展需求，谋划项目437个，总投资54亿元，其中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50亿元。
第四，坚持民主公开，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扩大公开范围，在广泛征求基层意见、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指导县区编制《村务公开目录》，除国家政策法规统一规范的内容外，把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内容纳入村务公开目录，保障农民群众对村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创新公开形式，探索实践村务公开“6+4”工作法，统一财务审批和公开程序，做到常规性工作按季公开，固定性工作定期公开，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真正让群众参与村务管理全过程。同时，建立公开承诺制度，明确办事时限和质量，向群众公开办事程序、办事结果和决策过程。坚持民主管理，对照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要点，统一部署、适时检查，确保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二、我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认识基本到位，但观念转变不够。部门、县区、乡村、农民对要不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是较为统一的，但在具体推进中，一些干部对“什么是新型农村社区”理解不深，习惯于凭老经验办事，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推进，有以“物”代“人”的现象;部分群众对“谁来建新型农村社区”有片面认识，存在“等、靠、要”思想，参与积极性不高;少数部门和干部对“怎样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把握不准，特别是对如何与美好乡村建设相衔接研究不深，忽视乡土文化，以城市规划建设的思维建设农村。此外，受客观条件和经济条件影响，还有少数基层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工作中自我减压、降低标准。
二是规划比较齐全，但具体落实不够。主要原因：一是突出单个农村社区功能而忽视区域及区域间的整合。比如，就单个农村社区的规划来看，有的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甚至是应有尽有，但从整个区域来看，彼此间定位不准确、特色不鲜明、重点不突出，社区间未能形成彼此呼应、相互补位的有效体系。二是少数规划设计缺乏了论证，未能充分考虑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方产业承载能力和实际财力，客观上使基层干部和群众在具体落实中产生抵触情绪。三是由于农村村庄人口少、分布散，且人口素质与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以中老年居多，这些也增加了规划落实的难度。
三是措施相对有力，但顶层设计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城镇化，意义重大。若干年前，在《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就曾对相关问题有所阐述。就现实而言，一方面，从市级及市级以下层面，各级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措施十分有力，比如在推进城乡保障方面实行同城同待遇、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加速农村土地流转等措施，都有力促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仍是以“地域性”、“行业化”的特征为主，未能实现更大领域和更高层次的衔接。许多工作仍停留在“单兵推进”层面，需要进一步总结探索。
四是合力已经形成，但要素保障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有两大经济要素：一是资金;二是土地。从资金方面来看，一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近两年全市投入“农林水”的资金达6.8亿元，但投入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农技推广、农资补贴等刚性需求上，投入农村综合改革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份额较小。二是集体经济较为薄弱。2019年全市144个行政村，无经营收益的有56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下的有53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35个，仅占25%，难以支撑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维护。三是社会自愿投入有限。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资金投入未能实现多元化。从土地方面来看，农村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多、指标少;少数农户小农意识强，农村土地流转发展不平衡，局部地区成片流转难度大，影响人口集聚、资源整合和公共服务的延伸，给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困扰。
三、我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突出规划先行，构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格局。一是坚持城乡一体、产城联动。以县区规划、产业规划和城市整体规划为依据，做到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与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四规联动”，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合理性和统筹性。打通城乡之间、农村社区之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村社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和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有效组合和多向流动。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当地的交通条件、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因素，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与周围的自然山水环境有机融合，又与未来的区域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同时，结合村庄历史沿革、村民居住习惯，合理确定社区建设规模，科学规划空间布局，稳妥有效进行合村并点，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益。三是坚持创新模式、量力而行。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当前绿化提升、“三线三边两小”整治、美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把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建设、重大项目布点、重点产业发展统筹考虑。同时，针对村庄不同特点，采取针对性办法。比如，对具有较好经济基础和对外交通条件，有一定建设规模和基础设施相对配套，周边用地能满足改扩建需求的村庄，进行重点建设，打造亮点;对规模小、人口少或因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必须整体拆迁的村庄，进行拆迁新建;对配套设施不完善，但需要保留的村庄，进行旧村整治、改造提升;对具有特殊人文景观(古建筑、古民居)和自然景观，需要保护的村庄，进行特色保护。
第二，突出政策引领，建立多元扶持保障的新体系。一是用足用活土地政策。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一方面，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增加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拓展农村用地空间。另一方面，采取土地增减挂钩、相邻滚动、合村并点、集中连片的方式，充分整合原有建设用地、空闲地和废弃地，最大限度挖掘农村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二是整合资金集中投入。一方面，进一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实行“五个一点”，即：通过市、县、乡各级财政安排一点，积极向上争取一点，整合政府资源筹集一点，共建单位协调帮扶一点，发动社会力量捐助一点，解决项目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投入产出比。三是深化配套制度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率先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待遇”，真正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医疗、科教文体等方面的权利。
第三，突出产业支撑，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一是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以铜陵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大科技投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的的创新模式，不断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加快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二是在产业特色上下功夫。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针对目前存在的生姜、凤丹等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种植规模小、集聚效应弱、加工企业少、产业带动力不强、销售平台单一、市场开拓不够等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发展的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品牌效应，努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三是在规模生产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积极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及时兑现奖扶政策，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合作经营能力，引导帮助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第四，突出配套建设，增强农村社区服务的新功能。一是提升农村社区服务供给平台。一方面，注重硬件的提升，搞好社区道路、水电管网、通讯设施及景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达到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标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以完善医疗计生、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服务项目为重点，加快提升已建成的集“五室三站两栏一校一场所”配置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使各类公共服务真正“落户”农村、“扎根”农村。二是拓展农村社区服务供给网络。按照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建立起村、镇、县(区)一体的社区服务供给网络。借鉴城市社区的经验做法，发展壮大各类农村社区非盈利型社会组织，对市场和政府职能进行补充。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协调社保、卫生、公安、民政、文化等有关职能部门根据自身职责搞好相应服务的延伸和覆盖，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事务负担。三是创新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或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层次和覆盖范围。比如均衡教育向农村区域的进一步延伸和覆盖。另一方面，探索政府采取委托、补贴、购买等方式，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预见的是，当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都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之中，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被打破时，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管治，转向平等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农村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必然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这也是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题中之义。
第五，突出基层民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农村社区成立社区党组织，由原党支部书记或从合村并点的村(居)党支部中选拔优秀党员担任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对社区党员重新组合，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产业和行业支部，探索实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合作组织党支部设置模式。拉长基层党支部服务产业和行业的链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增强群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根据新的形势与任务，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建立健全农村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党组织议事制度、社区协商议事会制度、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各类专项工作制度，探索开展政府性工作、行政性任务由居民自治组织去完成，从制度上保证社区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居民权益得到保障。
第六，突出工作实效，健全各方协调联动的新机制。
一是加强领导力量。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重要工作日程，推动领导力量从过去的重城市、轻农村转变为城乡一体、统筹推进，切实发挥指导、协调和督导作用，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序推进。
二是加强宣传引导。总结美好乡村村企合作共建机制的经验，广泛动员和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发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采取捐资捐物、献智献力等形式，开展帮扶和互助活动，形成各级各部门乃至全社会各负其责、各尽其能、支持配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浓厚氛围。
三是加强督查考核。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对各县区及有关部门的年度目标绩效管理考核范围，切实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同时加强日常督促检查，不断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通报工作进展情况，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扎实开展，走在全省前列。
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5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大力加强社区建设，推动城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协调社区不同利益群体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进一步加大社区建设工作力度，加快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促进我县城市化建设进程，全面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推动城市三个文明建设，强力推进街道社区各项工作上台阶，创特色、争一流。我办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走访、征求建议和意见、外出参观学习等形式，充分听取驻区单位和居民不同意见。调研期间共走访驻区单位12个，居民50户74人，开会讨论4次，外出参观学习2次。在此基础上，本人经过认真梳理、总结，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二、近年来社区工作运行情况
1、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街道办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辛勤工作，办事处现有15间办公用房，一大间集体办公用房和一间会议室，办公设备基本维持正常办公运转。南关居委现有办公用房7间，会议室1间，建有社区支部办公室、警务室、计生卫生服务站、低保工作站，但距一个标准社区“四室三站一场”还相差甚远。北关居委现在租房办公，xx年10月份由政府划拔了办公场所，目前办公场所的维修工作全面展开。
2、整合资源，合理划分社区
街道办根据县委、县政府相关规定，与民政局一同按照“管辖区域与户数适当、界线明确、区域相对集中,资源配置相对合理,功能相对齐全”的原则，将辖区划分为2个社区居委会（**社区、**社区），12个居民小区（**）。
3、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街道办共有50名在职干部职工，由于年龄、文化结构的参差不齐，加之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缺乏社区工作经验，制约着社区工作的快速发展。为了全面提高社区工作效率，办事处狠抓干部自身教育，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促进的工作方针，组织全体干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技能培训，通过学习培训和外出参观考察，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干部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开拓了视野，明确了工作思路，增强了工作能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4、社区各项功能逐步趋向完善
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6
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和改善民生的角度看，农民集中居住确有其必要性，但在建设资金不足、试点政策不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社会保障机制等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具备全面展开的可行性。但不少地方政府出于土地利益的需要，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名义，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地生财”，盲目推动拆村造城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调研显示，全国平均每六个村就有一个村在经历“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其中72.3%始于2019年及以后。从全国范围看，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已经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阶段，建设热点已经从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转向河南、安徽、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建设重点已经从城郊结合部、非农产业发达的农村，转向城市规划区以外的不发达农村区域;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县市基本实现了农村全域社区化。但一些地方拆并村庄后，农民扩大就业问题没解决，生产生活更不便利，不少地方村庄拆并不符合农民意愿。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需要高度重视。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调研样本的选取
事实上，具备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条件的一般是城市规划区、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已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的发达地区，且2019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因此，在实践中，地理上远离城市规划区、农民就业和收入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农村大规模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问题尤为突出，应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调研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h省进行实地调研。h省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第一，h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粮食主产区。第二，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力度较大，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数量较多，其所表现出的问题更全面和具体。具体到h省，我们将其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每个区域按以下标准选取6个样本社区：一是社区至少部分建成且有人口入住。二是社区地理位置上不在县城规划区内，无明确规划区的需远离当前县城5公里以上(含5公里)。三是社区所在乡镇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四是社区规划搬迁范围内的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按以上标准选取的30个样本的概况见表1所示。
二、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资金已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关键制约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资金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资，简称公共投资，政府是其主要投资主体。二是社区住宅投资。由于社区住宅属于私人物品，因此，从法理上说，社区住宅投资主要应由农民负担。理论上看，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只需考虑公共投资的承受能力。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包括社区住宅在内的一切社区设施，事实上大多都由基层政府委托企业“统规统建”，且普遍采取bt模式进行建设。企业担当的是垫资者兼建设者的角色，在债务关系中，企业面向基层政府追索建设成本和合理利润，结果导致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债务风险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
1.基层政府直接面临公共投资债务风险。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公共投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大。据h省省级部门测算，一个5000人规模的农村社区，其公共投资规模在2500万元左右。30个样本社区中，有10%的社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在1800万元到2019万元之间，有80%的社区在2019万元到2500万元之间，有10%的社区在2600万元到3300万元之间。30个社区的实际投资状况与h省省级部门测算的数字基本吻合，反映了h省的普遍状况。二是公益性强。如h省的“五通六有两集中”建设标准中，只有幼儿园、连锁超市能够通过投资形成直接利润回报，所以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有社会资本参与，一般也以企业或个人捐赠、赞助的方式出现。30个社区中，非政府资金在公共投资中所占比例最高仅为27%，很多社区根本没有社会资本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公共投资的两大特点决定了各级政府必然是投资的主体。但由于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规模较大，导致各级政府层层下沉投资压力，普遍形成“乡镇自建，省市县财政奖补，各级支农资金整合支持”的投资格局。在30个社区里，公共投资中乡镇投资超过50%的达到25个，说明乡镇政府是主要投资主体，但与主要投资主体地位不对应的是乡镇微薄的财政收入。30个社区所在的30个乡镇，2019年财政收入最低的仅为350万元，最高的仅为1800万元，有87%的乡镇2019年财政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30个乡镇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方面的投资与财政收入比率最低的是0.27：1，最高的达到4：1，其余28个社区两者比率均超过了0.3：1。公共投资数额巨大而自身财政收入微薄是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但30个乡镇的社区化建设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持续进行。其原因在于公共投资的bt模式容易使人忽视潜在的债务风险。这种“借来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埋下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导致并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借债，来掩盖债务责任和风险，并通过利息计入本金而不断放大负债规模。 2.社区住宅垫资风险日益凸显。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住宅投资方面的垫资风险，在对30个样本社区的实际调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截至2019年底，只有2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达到100%，5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超过30%，其余23个社区均在30%以下。也就是说，样本社区住宅普遍处于零星购买状态，而因此形成的沉淀投资规模和债务隐患，较公共投资数额更为巨大。调研表明，截至2019年底，30个社区在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最高达1.3亿元，最低为0.8亿元，平均为1.05亿元。使基层政府难以回收社区住宅投资成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住房供给与农民住房需求相差较大。从表2可以看出，30个社区主导的住房形式是多层楼房，但大多数农民喜好的住房形式是单门独院楼房。农民喜好单门独院楼房的原因在于，与农户旧宅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居住地点发生转移、公共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并没有改变农民的住房观念和习惯，且便于农业机械存放和家畜养殖。事实上，基层政府并非不了解农民的住宅偏好，但h省在2019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影响了基层政府的住宅供给决策。2019年，h省出台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标准》提出，“新型农村社区多层和高层住宅占总住宅的比例宜结合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给予适当考虑。”这虽然是为了实现节约用地的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推动了“原则上不建三层以下低层住宅”局面的形成，结果严重影响了农民购房和入住社区的积极性，给基层政府带来的投资浪费和债务隐患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相对于农民购买力水平来说社区住宅价格偏高。30个乡镇全部宣称，以“成本价”面向农民出售住宅。但普遍的事实是，多数乡镇出于缓和自身财政压力的需要，将公共投资成本和开发商的合理利润都摊入了住宅成本中，使其实质上成为商品房开发，导致住宅价格相对于农民购买力偏高的局面。在30个社区中，住宅均价最低的社区是900元/平方米，住宅均价最高的社区是1700元/平方米，30个社区的住宅整体均价是1250元/平方米。按四口之家购买120平方米的小三房、均价1250元/平方米测算，毛坯房的总价基本在15万元左右。而h省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7524，94元，农村家庭平均人口4.08人，社区房价是农村家庭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且需要说明的是，30个样本社区均属欠发达农村，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在h省平均水平以下，所以社区房价与农户的购买力差距更大。同时，30个社区中能够贷款的社区仅为6个，且这6个社区的贷款额度每户均未超过3万元;其余24个社区都规定在特定时问内分次缴清，时限一般为1年。这导致不仅大多数农民无力购买社区住宅，而且也无法借助金融杠杆来提高购买力。在购买力和购买意愿均不足的状况下，社区住宅出售率低便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将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风险。
(二)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最大也是最终受益者应是农民，但不少地方却呈现“政府热、农民冷”的现象，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有媒体报道，个别地方甚至通过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手段，强制进行“株连式拆迁”和“突击式拆迁”。这种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农民意愿的强制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2019年国土资源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查处借增减挂钩试点强迫农民“上楼”等行为。2019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中央和相关部门的政策与行动一方面说明国家对于“农民被上楼”问题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问题已较为严重。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问题，结合对30个样本社区的调研，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旧宅补偿偏低引发农民不满。在30个样本社区中，仅有1个社区允许农民购买社区住房不需上缴旧有宅基地，该政策具体规定是“政府免费拆迁复垦旧宅;旧宅复耕后归原有农户永久使用”;其余29个社区均要求“买新缴旧”，即购买社区住房“需无条件上缴旧有宅基地并自行拆除旧房”，其中24个社区要求上缴给原有村集体，5个社区要求上缴给乡镇政府。在要求无偿上缴旧宅基地的29个社区中，有23个社区规定可以在购买社区新房时享受补贴，补贴额度在1万元到2.5万元之间，这实质是对农民退出旧宅基地与拆除旧房的有条件补偿，但其对农民旧宅补偿明显偏低且附加强制性条件，而另外6个社区甚至不予补偿。这实质上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因而导致农民对于人住社区普遍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
第二，不征求农民意见，进行强制性“整村推进”。调研涉及的30个乡镇中，有29个乡镇要求“整村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条件、收入来源、住房状况、思想观念、家庭发展规划等方面呈现多样化特征，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认知、接受程度及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不以征求全体农民意见为前提的整体推进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多数地方政府不仅不正视农户的意见和个体差异，反而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设置整村搬迁时间表，这自然会引发农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对30个样本社区的300户农户进行的随机问卷表明，100%的农户确认乡村干部在搬迁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其中72%的农户坦诚自已是“被动搬迁”，只有28%的农户是“自愿搬迁”。
(三)农民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一般都伴随着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在30个样本社区中，有28个社区实现了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当农民集中居住、土地集中流转之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等民生问题便更加凸显。调研表明，土地流转未能有效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第一，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没有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土地规模化流转的28个社区，其土地流转政策基本一致，土地流转的时间最低为2019年，最高为20年，一般为2019年;农民获取一般状况下农作物(h省普遍以小麦作为参照物)种植的固定收益，即约定的亩产小麦斤数乘以当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标准最低的社区按每年每亩600斤计算，标准最高的社区按每年每亩1000斤计算。以2019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格1.12元/斤计算，这28个社区的农民每亩土地年流转收益在672元～1120元之间。但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商品，粮食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再刨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意味着以此计算的土地流转收益并不合理。微薄而且相对固定的土地流转收益与不断攀升的物价水平相比，农民的实际净收益往往是不增反降，说明多数土地集中流转未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未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大多宣称通过农地规模化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使农民“既拿地租又拿工资”。但这其实是地方政府有意混淆农业产业化与农地流转的区别。农地规模化流转只是作为催化剂，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一个契机和可能，但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事实上，这28个社区中有27个社区是把土地大量承包给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而这些大户进行的农业生产虽可算作家庭农场，但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民就业，因为当前农业“从种到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即使存在少量的人工劳动，依靠承包户家庭成员或短期临时雇工也可完成。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的经营行为，只是生产规模的适当扩大，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所以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就业岗位。调研中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并吸收大量人员就业的只有1个社区，该社区将土地规模化流转给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依靠该企业形成了小麦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从而带动了大量社区居民就业。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即生存和发展问题。虽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形成产业支撑，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很多地区将带动就业的主要着力点都放在吸引二、三产业投资方面。由于县城普遍设立了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依靠优越的区位和优惠政策承接了很多工业投资，所以新型农村社区依靠第二产业形成产业支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吸引第三产业带动就业方面，由于人口规模小、消费能力弱，新型农村社区也并没有足够的优势。但30个样本社区几乎全部宣称“形成了产业支撑”。对此，我们把这些所谓的“产业支撑”归为二类：一是紧邻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商贸物流业”为支撑，理由是乡镇街区商业相对发达。二是完全不靠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现代农业”或“农业产业化”为支撑，理由是农地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流转。但深入调研发现，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农民搬入镇区附近的社区居住，并不代表已在镇区“商贸物流业”就业;农地规模化流转也不代表农业产业化已经实现，更何谈农民因此获得了就业岗位。30个样本社区中只有1个社区依靠现代面粉加工企业形成了农业产业化支撑，其他29个社区本质上都是基础设施发生变化的农村居住区，农民并没有实现市民化，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甚至很多农民丧失了从事传统农业的生存手段，导致一个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市民的边缘群体的出现。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解决稳定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这些农民甚至将遭遇生存危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欠发达农村强制推进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是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和生产力发展阶段，以牺牲农民利益降低建设成本，以高息借债或透支未来财政等方式来换得当前发展。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不仅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且导致“三无”农民的产生，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尚处于个别地区的试点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当对这些已出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及时纠正，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散和激化。
由于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脱离实际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所以纠正的关键在于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通过政策法规未解决。具体包括：第一，优化和严格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避免使之成为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谋求土地利益的工具，从利益源头上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第二，严格落实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的规定。各地应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规划，严格限制乃至暂时停止欠发达农村的新型社区化建设。第三，以农民自愿、资金充裕和产业支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启动的前提。第四，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第五，应加强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新型农村社区选址最好紧邻镇区，使之与小城镇形成一种相生相长的关系。
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7
骅东街道自1997年2月成立以来，党员队伍总体规模稳步扩大。街道党委下设8个党支部，其中社区党支部5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1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支部2个。截至目前，辖区内党员总数为171人。其中：街道机关党员26名，社区直管党员122名，隶属街道党委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员23名;无流动党员，离退休党员89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60人;高中或中专学历党员88人，初中及以下学历党员31人;妇女党员82人，男性党员89人;60周岁以上党员94名, 40—59周岁的39人，39周岁以下的38人。
第三，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按照党章及其有关规定，通过调查、座谈、会议等形式，对各支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健全完善，形成了由街道党委-社区党支部-党小组长-党员责任区-党员个体组成的“链条式”组织网络，为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同时,掌握党员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建立流动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去年以来有4名流动党员就近挂靠到居委会党支部。
1、社区办公条件仍然较差，办公经费困难。由于资金和用地制约，目前10个社区居委会(现合署办公为4个居委会)暂借或租赁其他单位的房子办公，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社区工作需要。另外，社区办公经费没有完全落实，大部分社区办公经费困难，部分工作开展不便。
2、社区服务力量比较薄弱，无法满足发展要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企业改革改制工作的深入推进，大批务工人员和周边市县经商人员涌入城市，企业下岗职工全部进入社区,给社区管理造成了很大困难，加之社区干部队伍普遍存在工作人员偏少、待遇偏低等现实状况，难以适应社区发展的要求。
3、社区党员年龄结构老化,流动党员有效管理措施少。离退休党员逐渐转入社区，入党积极分子中青年人偏少是导致社区党员年龄偏大的主要原因，党员年龄结构的老化，直接影响了社区党员队伍结构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4、社区建设没有形成合力，各界参与共驻共建热情和潜力有待挖掘。对社区建设的指导、协调与宣传发动不够，广大社区党员和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驻区单位缺乏“驻于社区、关心社区、建设社区”的意识，没有真心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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